回忆我的小学生活

一

一九七二年，我出生在广东茂名一个偏僻的农村。说它偏僻，是因为村子藏在几座山包的褶皱里，进出的路是黄土的，晴天走一趟，鞋面上落一层细细的尘土；雨天走一趟，泥巴能把鞋底粘掉。村子不大，几十户人家，房屋挨挨挤挤，屋顶的瓦片黑压压的一片，雨天里会升起袅袅的炊烟。

我七岁那年，我就去了村小读学前班。说是学校，其实就在我家屋后三十步远的地方，三间矮矮的土坯房，墙是黄泥夯的，窗户没有玻璃，钉着几根木条，冬天的时候，老师会拿旧报纸糊上。房顶的瓦片有好几处破了洞，阳光从洞里漏下来，在地上印出一块块亮斑，随着日头移动，那些亮斑也在教室里慢慢地走。

学校只有两三位老师，都是本村或邻村的人，白天教书，放学后还要回家种地。记得有一位谢老师，五十多岁，瘦瘦的，常年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。他教我们算术，也教语文，还教唱歌。他的声音有些沙哑，但唱起歌来很认真，脖子上的青筋都鼓起来。我们跟着他唱：“东方红，太阳升……”唱得窗户纸嗡嗡地响。

那时候我年纪小，坐在教室里常常走神。窗外的麻雀在树枝上跳来跳去，我就盯着它们看，看它们怎么啄羽毛，怎么互相梳理。有时一只蜻蜓飞进来，在教室里盘旋，所有的孩子都抬起头，眼睛跟着蜻蜓转。谢老师也不恼，放下粉笔，等蜻蜓飞出去了，才轻轻敲敲黑板：“好啦，回来啦，回来啦。”

课间只有十分钟，我们一窝蜂地跑出教室。我家近，三十步的距离，跑回去刚好够喝一碗粥。母亲在灶台边站着，给我盛一碗温热的稀饭，我就站在灶边喝，喝完一抹嘴，又跑回学校。有时候肚子不饿，就跑到屋后的小山坡上摘野果。有一种叫“地稔”的野果，紫黑色的，小小的，甜得很，吃得满嘴都是紫色，回去上课时，同桌指着我的嘴笑。

邻村的孩子就没这么方便了。他们翻山越岭来上学，远的要走三四公里山路。早上来，中午回去吃饭，下午再来，傍晚再回去，一天来回四趟。山路不好走，雨天更是滑得很，他们却走惯了，结伴而行，边走边玩，倒也热闹。有时我在家门口看见他们远远地走来，排成一溜，像山间移动的小树。

那时候不用上晚自习。放学后，太阳还老高，我们把书包往家里一扔，就跑到河里去了。

二

那条河从山里流出来，水清得很，能看到底下的沙石和游动的小鱼。夏天的时候，我们几乎天天泡在河里。游泳是自学的，没人教，扑腾扑腾就会了。开始的时候只会狗刨式，手脚并用，水花溅得老高。后来慢慢学会了仰泳，躺在水面上，看天上的云慢慢地飘，身子被水流托着，轻轻摇晃，那种感觉舒服极了。

河边有大石头，被太阳晒得滚烫。我们从水里爬上来，躺在石头上晒太阳，晒得皮肤发红，再扑通一声跳回水里。这样反复几次，皮肤就晒得黝黑发亮，母亲说我像条泥鳅。

钓鱼也是常做的事。砍一根细竹子，系上尼龙线，线头绑一枚弯好的大头针，就是鱼竿了。鱼饵是蚯蚓，在屋后的湿地里挖，一铲下去，能挖出好几条。我们坐在河边的大石头上，把鱼线甩进水里，然后就等着。有时候等半天也不见动静，有时候忽然浮子往下一沉，赶紧提竿，一条鲶鱼就在空中甩着尾巴。那瞬间的惊喜，至今还记得。

抓青蛙更有趣。夏天的夜晚，稻田里蛙声一片。我们提着手电筒，沿着田埂走。青蛙被灯光照着，一时愣住不动，我们悄悄靠近，猛地一扑，双手就把它扣住了。有时扑得太猛，整个人扑进水田里，弄得一身泥，爬起来还是笑嘻嘻的。

山上的野果是我们四季的零食。春天有“三月泡”，红艳艳的，酸甜酸甜的。夏天有山稔子，紫黑色的，吃了舌头会变黑。秋天更多，野蕉子、野北子、野葡萄，满山都是。我们像猴子一样在山里钻来钻去，衣服被荆棘划破是常事，回家免不了挨骂，但第二天又忘了，照旧往山里跑。

最难忘的是放牛煮竹筒饭。砍一节嫩竹子，在一头开个口子，把洗好的米灌进去，加上水，再用树叶塞住口子，然后放在火上烤。竹子被烤得滋滋响，慢慢变黄，竹子的清香混着米饭的香气飘出来，馋得我们直流口水。等到竹子表面焦黑了，就熟了。掰开竹子，米饭白白的，带着竹子的清香，不用菜也能吃个精光。有时候还在里面加点肥猪肉，那就更香了，简直是人间美味。

那时候玩起来没轻没重，常常受伤。有一次爬树摘野果，树枝断了，我从三米多高的树上摔下来，膝盖磕在石头上，血糊糊的。我撕了一截衣袖包上，一瘸一拐地回家。母亲看见了，又气又心疼，一边给我清洗伤口，一边骂：“你这个狗虱，一天不闯祸就皮痒！”狗虱就是跳蚤，老师也这样叫我，因为我坐不住，老是动来动去，像跳蚤一样跳个不停。

三

村里的小学只有一到三年级。四年级就要到五公里外的“正校”去读了。

正校在同大队的另一头，五公里的路，说远不远，说近不近。因为要上晚自习，来回跑不现实，所以我们都住校。记得第一次离开家住校的那个下午，母亲帮我收拾行李：一个搪瓷饭盒，一个小木桶装米，一个木箱子装衣服和杂物，还有一罐萝卜干，一罐橄榄。父亲挑着这些行李，我跟在后面，走了将近一个小时才到学校。

学校有一排学生宿舍，其实就是几间大房子，里面摆满了双层床。一张床睡两个人，我和一个叫阿先的同学合睡一张。他比我大一岁，是从另一个山村来的。

住校的生活是新鲜的，也是艰苦的。

每天早上，我们起床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淘米。拿着饭盒，到水井里打水，把米洗两遍，然后加上适量的水，放到厨房门口的大桌子上。一张桌子摆满了饭盒，一个一个挨着，像列队的士兵。每个饭盒上都有记号，有的刻着名字，有的贴着胶布写上字。我的饭盒是哥哥用钉子在我名字的笔画，一个一个点成的点，摸着那些小点，就知道是我的。

厨房里有个阿姨，胖胖的，说话大嗓门，负责给我们蒸饭。厨房烧的是柴火，一个大灶台，上面架着一层蒸笼。上课的时候，阿姨就在厨房里忙活，劈柴，烧火，添水。等到快下课时，饭就蒸好了。我们下课后蜂拥到厨房门口，等阿姨把蒸笼抬下来，然后一窝蜂地去找自己的饭盒。有时候饭盒拿错了，就会有人嚷嚷：“这是我的！我的名字在这！”

菜是从家里带的。萝卜干切得细细的，用油炒过，装在罐头瓶子里，可以吃好几天。橄榄是腌过的，咸咸的，酸酸的，很下饭。条件好一点的同学，偶尔会带几个鸡蛋放到饭盒跟饭一起蒸熟，也有萝卜干瓶子里放几块猪肉的，吃饭时挖一块拌在饭里。周三过后，很多同学会拿萝卜瓶子到厨房跟饭盒一起蒸，被蒸过的萝卜干变得软软的，放了猪肉的出了油，实在太香了。

每学期开学，还要交两百斤干柴。这是学校的规定，因为蒸饭要烧柴。家里柴火也不多，父亲要上山砍好几天，晒干了，挑到学校。有一次家里柴不够，交欠了几十斤，班主任催了好几次。那天中午我去拿饭盒，发现没有我的，问阿姨，阿姨说：“柴没交够，今天没蒸。”我愣在那里，肚子咕咕叫，眼泪在眼眶里打转。后来还是阿先分了一半饭给我，两个人就着半罐萝卜干吃了。第二天，父亲挑着柴来了，满头大汗，连水都没喝一口，又赶回去干活了。

四

四年级那年，我十二岁。因为上学晚，加上之前读了一年学前班，那个年代，所有同班同学都较迟上学，个别同学还比我大两三岁呢。但这并不妨碍我调皮。

中午放学后，我常常不午睡，跟着走读的同学出去玩。他们回家吃饭，我就跟着去他们家。有时候帮他们干点活，比如喂猪、割草，更多的时候是到处游荡。最常去的是田里，那时候正是稻子收割的季节，田里有很多老鼠洞。我们挖开洞口，用烟熏，用水灌，有时候能抓到一两只肥肥的田鼠。田鼠肉很香，用泥巴包了，放在火里烤，烤熟了剥开泥巴，肉白白的，冒着热气。我不敢吃，但看他们吃得津津有味，也试着尝了一口，确实很香。

窑红薯更有意思。用土块垒一个窑，底下挖个洞烧火，把土块烧得滚烫，然后把红薯扔进去，把窑砸塌，用热土埋住。等上半个小时，扒开土，红薯已经熟了，皮焦焦的，掰开来，金黄的瓤，甜得像蜜一样。我们蹲在田埂上，一边吃一边吹气，烫得龇牙咧嘴，却舍不得放下。

有时候也帮同学家收割稻谷。我不会割稻，就负责把割好的稻子抱到一起。干一天活，腰酸背痛，但同学的母亲会做一顿好饭菜招待我们。也就是多两个肉菜，比如炒鸡蛋、酱油炒猪肉，但对于那时的我们来说，已经是难得的盛宴了。坐在同学家的院子里，端着大碗吃饭，夕阳照在身上，暖洋洋的，心里也暖洋洋的。

当年的小学阶段是五年制的。五年级结束那年，本来可以上初中了，但我重读了。因为目标是想考取县城的重点初中，但失败告终了，只想复读再战，家人也支持我。我平时的成绩不差，还参加过学校的、区里的智能竞赛，得过几次奖。老师说我是聪明的，就是太淘气，太懒惰，像狗虱一样跳来跳去，静不下心来。重读那年我十四岁，坐在熟悉的教室里，听已经听过一遍的课，有时候觉得无聊，就在课本上画画，或者望着窗外发呆。

五

重读五年级的那年，发生了一件事，我到现在还记得。

那时候学校还没通电，晚自习点的是煤油灯。每人一盏，灯芯细细的，火苗一跳一跳的，在墙上投下晃动的影子。有一天晚上，我去拿煤油灯准备上晚自习，发现灯特别满，油都快溢出来了。明明记得昨晚灯油快用完了，怎么突然满了？灯下压着一张纸条，叠成小方块。我打开看，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几个字：“祝你学习进步，考上电白一中。”没有署名，但那笔迹我认得，是班里的一个女生，平时见面她对我有“好感”。

电白一中是县里最好的中学，考上那里，就等于一只脚踏进了大学的门。家人常念叨，说要是能考上电白一中就好了。我把纸条看了好几遍，心里有种奇怪的感觉，暖暖的，又有些慌，但未亲自向她表达谢意。再后来她辍学了，去深圳打工了。从那开始再也没见过面了，时至今日，已过了整整四十年了。

那盏煤油灯，后来我用了很久，每次添油的时候，都会想起那个晚上，想起那张纸条。可惜我最终还是辜负了她的祝愿。那年考初中，我没考上电白一中，最后还是读了镇上的初中。

六

一九八六年秋天，我进了镇上的初中。小学生活就这样结束了。

回想起来，五年制小学，我读了六年，比一些人多读了一年。那六年里，我在村里的分校上过课，在五公里外的正校住过校；我游过泳，钓过鱼，抓过青蛙，摘过野果，煮过竹筒饭，窑过红薯，焗过老鼠；我被老师叫做“狗虱”，被女生偷偷加过灯油；我挨过饿，也尝过同学家丰盛的饭菜；我摔伤过膝盖，也躺在大石头上晒过太阳。

那些日子，现在想来，像一场长长的电影。画面里有黄泥墙的教室，有破瓦缝漏下的阳光，有煤油灯跳动的火苗，有河水的波光，有山上的野果，有蒸饭的柴火味，有萝卜干的咸香。人物里有瘦瘦的谢老师，有胖胖的厨房阿姨，有和我合睡一张床的阿先，有给我加煤油灯的女生，有母亲站在灶边的身影，有父亲挑着柴担子的背影。

那时候不知道什么叫苦，因为大家都一样。住校时，几十个人挤一间大屋子，夏天热得睡不着，冬天冷得缩成一团；吃的是萝卜干、橄榄，偶尔有一顿肉就像过年；走路上学，雨天一身泥，晴天一身汗。但那时候也很快乐，快乐很简单，简单到可以是一条鱼上钩的瞬间，可以是一颗野果的甜，可以是一窑刚烤熟的红薯。

现在想起这些，恍恍惚惚的，像是上辈子的事。那个年代已经过去了，那个村子也变了样。正校的土坯房不存在了，早已起了楼房；山路修成了水泥路；村小那三间教室已化作平地。当年一起游泳钓鱼的小伙伴，有的去了外地打工，有的做生意发了财，有的已经不在了。那个给我加煤油灯的女生，应该过得不错吧，儿女都大了，可她大概早已忘了当年写过的那张纸条。

只有那条河还在流，水还是清的，只是鱼少了。山上还有野果，只是没人去摘了。每到夏天，我还会想起那些泡在河水里的日子，想起躺在水面上看云的时光。那时的云，真白，真慢，一动不动地浮在天上，就像那时候的日子，慢慢的，长长的，好像永远也过不完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