回忆我的父亲

父亲走的那天，是2021年7月15日。

我赶到家时，他依然躺在之前临时搭建的床上，呼吸微弱得像风中的烛火。老家的哥哥守在床边，见我们进来，轻轻说了声：“叔（习俗把爸叫“叔”），黎坤黎深回来了。”父亲的眼睛动了动，浑浊的眼珠缓缓转向我们，嘴唇翕动了一下，却没发出声音。我握住他的手，那双手干瘦、冰凉，皮肤薄得像纸，能看见底下青色的血管。这双手曾经扛过锄头、握过毛笔、抱过六七个儿女，如今只剩下最后一点温热。

父亲生于1931年，广东茂名一个偏僻的山村。那是个兵荒马乱的年月，粤西的大山深处也未能幸免。祖父是老实巴交的农民，父亲小时候读过三四年私塾，这在当时的村子里已是难得的造化。后来常听他说，那几年学的字，够他用一辈子了。

他确实用了一辈子。

在我们那个四面环山的小村里，父亲算是文化人。逢年过节，村里人办喜事，总要拎着红纸来找他抄抄写写。他从不推辞，从床底下翻出那个生锈的墨盒，用清水洗去积年的尘灰，倒上墨汁，铺开红纸，凝神片刻，便落了笔。他写字时神情专注，平日里那股子急躁劲儿全没了，一笔一划，端端正正。我站在旁边看，只觉得那些字好看，却不晓得好看在哪里。后来才知道，他写的是颜体，饱满有力，像是能把字刻进纸里去。

除了写字，父亲的口才也好。村里有什么矛盾纠纷，常常请他去调解。他往人群中间一站，不慌不忙，把事情的前因后果掰扯得清清楚楚，三言两语就能让争得面红耳赤的双方平息下来。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，父亲在大队当了近三十年的小支书、治安主任，经手的都是些家长里短的琐事，可他做得认真。有时候夜里睡着，突然有人敲门，说有急事，他披上衣服就出门，回来时往往已是后半夜。

可父亲不是个温和的人。他的脾气，我们兄姐七个都领教过。

小时候因为贪玩误了插秧、收割，被他用扫把、手掌抽过；因为和人打架，被他罚过不让吃饭。他的暴躁是出了名的，嗓门大，性子急，干活时谁要是跟不上他的节奏，准挨骂。可奇怪的是，村里人说起他，却都夸他是个好人。长大后我才慢慢明白，他的“好”是对外的，他的“暴躁”却多半留给了自己和家人。他把耐心给了村里的纠纷，把温和给了别人的喜事，把仅剩的一点柔软，藏在了那些雷声大雨点小的责骂里。

他是个顾家的人。这一点，毋庸置疑。

父亲不是理发师傅，但他常帮我们兄弟几个理发。六七十年代，家里孩子多，吃饭的嘴多，劳力却少。里里外外主要靠父亲一个人撑着。分单干后，父亲常起早摸黑，特别是农忙时节，天亮就出去犁田耙地，回来时肩上不是扛着犁耙就是锄头。他种田是一把好手，别人家的田产量总赶不上他。山脚下的那片稻田，他耕了一辈子，哪块地该种什么，哪块地该什么时候施肥，他心里都有一本账。

除了种田，父亲还养过牛、养过猪、养过蜜蜂。蜜蜂是晚年才养的，就那么几箱，他却当成宝贝。取出的蜜汁，装进玻璃瓶里，一瓶一瓶的放着，等我们回去便分给我们。他自己舍不得吃，说甜的吃了牙疼。其实他的牙早就没了，换了一口假牙，吃东西慢吞吞的，啃不动硬的，嚼不动粘的，那些蜂蜜，他大概也尝不出什么滋味了。

父亲喜欢喝酒，米酒，自己用药材酿的酒也有。收工回来，倒上一杯，就着几颗花生米或萝卜干什么的，慢慢喝。父亲爱抽水烟，咕噜咕噜地响。小时候我常看他抽烟，他把烟丝捻成一小团，按进烟嘴里，用火柴或不太流利的打火机击了好几次才点燃，然后咕噜咕噜吸几口，烟雾从嘴里鼻里冒出来，他眯着眼，一副很享受的样子。母亲在的时候，常唠叨他抽烟喝酒成瘾，他也不听，照旧。母亲走后，他竟把烟戒了，酒也很少喝，逢年过节或是遇上特别喜庆日子才偶尔小斟一杯，然后重重复复向大家讲述他的历史传奇。

1999年，母亲走了。

那一年父亲六十八岁。从那时起，他一个人守着那间低矮的土砖老瓦房，一守就是二十多年。

老房子很旧了，墙是土砖的，地是泥巴的，屋顶的瓦片每年都要捡一遍漏。我们多次劝他搬出来住，我和哥哥都在隔壁镇上，我教书，哥哥是公务员，离老家也就三十公里左右，开车不过半个钟头。可父亲不肯，每次都有理由：鸡没人喂，蜂没人管。后来我们才知道，他不是舍不得那些鸡和蜂，是舍不得那个他和母亲住了一辈子的家。

逢年过节，我们回去看他。他早早就在家里等着，看见我们的回到，脸上笑成一朵菊花。自从给他配了老人手机，他高兴得像个孩子，有事没事就给老友打电话，家长里短能聊半天。快到节日的时候，他提前两三天就打电话来，声音很大，生怕我们听不见：“明天大家都回来吃饭吗？我杀鸡，自己养的。”我们说回去，他就连声说好好好。可等我们真回去了，他又吃得很少，坐在桌边，看着我们吃，美滋滋的样子。

父亲亲自做的酸竹笋，自家酿的蜂蜜，自家养的鸡下的蛋。他一样一样攒着，等我们回去拿。只有我们把东西带走，他才更开心。而每当我离开转身回看父亲时，心里总不是滋味。那个背影，越来越佝偻了。

父亲腿脚好的时候，八十多岁了还骑自行车去赶集，有时会转乘中巴来到我工作的镇上逛逛，等我招待过后，便当天原路返回。后来右膝盖不知怎么肿了起来，走路要靠拐杖。我们带他去看过医生，说是老年性的毛病，治不好，只能养着。他自己也托人找过老中医，吃过不少药，但没有一点好，再后来，他也不急了，说人老了总要有点毛病，习惯了，不碍事。他拄着拐杖，照样在房前屋后转悠，喂鸡，垒起一叠叠干柴，看看他的龙眼树，摸摸他的黄皮树。

那两棵树是他年轻时种的，一棵龙眼，一棵黄皮，就长在河边。每年夏天，树上挂满果子，他一颗都舍不得吃，全留着给我们。龙眼熟了，他打电话：“龙眼甜了，快回来摘。”黄皮黄了，他又打电话：“黄皮熟了，再不来就掉地上了。”我们回去摘果子，他就坐在树下的石头上，看着我们爬高上低，嘴里喊：“小心点，别摔着。”脸上的笑，比果子还甜。

屋旁那条小河，从远处的山上来，又流向远方。小时候我们在河里抓鱼摸虾，父亲在河边洗脚洗锄头。河水很浅，最深的地方也淹不过大人的膝盖，可它从没断流过，一年四季，哗哗地响。父亲说，这条河养活了村里几辈人。他年轻的时候，河水更大，能浇灌两岸的稻田。如今水小了，可还是那样流着，日日夜夜，从不歇息。

对面的山，还是那座山。山脚下那片稻田，父亲耕了一辈子，如今有的丢荒了，有的给别人种了。可他每次出门，还是要朝那边望一望，望很久。我知道他在望什么，他在望那些逝去的年月，望那些在这片土地上流过的汗、出过的力，望一个庄稼人这一辈子的来路和归途。

父亲卧床，是最后一个月的事。

之前他还能拄着拐杖慢慢走，还能自己做饭吃，还能打电话跟我们聊天。那天老家哥哥突然来电话，说父亲不大好了，让我们赶紧回去。我们赶到时，他已经躺在床上，后为了方便推动便转移到轮椅上。父亲眼睛半睁半闭，喊他，他知道，眼珠动一动，却说不出话来。

我们守了几小时。他呼吸越来越弱，像一盏油快熬干的灯。下午一点二十八分，那盏灯灭了。

他走得很平静，就像睡着了一样。我想起他这辈子，从1931到2021，九十年，几乎和二个世纪等长。他经历过战争，经历过饥饿，经历过运动，经历过承包到户，经历过儿女一个个成家立业。他大半辈子当农民，小半辈子当村干部，既种过田，也管过事，既拿过锄头，也握过毛笔。他脾气暴躁，却顾家爱子；他文化不高，却写得一手好字；他没离开过那片山，却把七个儿女一个个养大成人。

他这辈子，看似平凡，却又那么不平凡。

出殡那天，我们把父亲的骨灰埋在他曾经开辟过的山坡上。那里能看见小河，能看见河对面的那座山，母亲就在那里，他们虽然不在一块，但可能时时相望。山脚下还有他耕种过的稻田。他守了这片土地一辈子，如今这片土地也守着他。

整理遗物时，我在他床前残旧的柜子里发现一叠红纸以及他的记事本，本子上记录了他的日常开支、子女的生辰、帮人抄抄写写的大小事情。柜台上还放着剩余干巴的边角料，还有他那支旧毛笔，笔杆磨得光滑发亮，笔头已经秃了。我拿起那支笔，仿佛看见他坐在桌边，凝神落笔的样子。他一辈子没写出什么传世佳作，却把那些端端正正的字，写进了村里人的喜事里，也写进了我们儿女的心里。

父亲走了近五年。我和哥哥把老家房子的屋顶盖上了铁皮，希望能保存远久些。父亲走后，老房子空着了，锁着门。屋旁的龙眼树和黄皮树还在，每年果子结得格外多，可再也没有人打电话催我们回去摘了。

河还在流，山还在那儿。山脚下那片稻田，春天有人插秧，秋天有人收割。一切都和父亲在的时候一样，一切又都不一样了。

有时候我想，父亲这辈子，像极了门前那条小河。不大，不深，流得不快，却从没断流过。他从那个偏僻的山村出发，流了九十年，流过七个儿女，流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，最后流回了这片生他养他的土地。

他走的那天是7月15日，正是龙眼快熟的时节。如果他还活着，应该会打电话来说：“龙眼快熟了，什么时候回来？”

我们会说：“就回，就回”。